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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萃英记忆】李吉均:我的经历也是兰大的一部分

日期: 2014-12-03 点击: ...

  时间:2013年11月1日10:00
  地点:兰州市李吉均住所
  人物:李吉均 朱俊杰(李吉均夫人)
  访谈人:王秋林 段小平
  摄像:焦燕妮
  文字整理:陈艳

  王:李先生,你好,我们代表档案馆来做萃英记忆人物访谈。主要是通过口述历史的形式,请老先生对过去在兰大学习、工作等经历做一个回忆,我们留存一些资料。今天就是想请您谈一谈您对兰大的认识,您在兰大学习工作的经历。

艰苦快乐的求学、工作时光

  李:应该说,现在我不算老的,老的还有很多,我是1956年来的,作为研究生,分配到兰大上研究生。我是二十三岁来的,现在我都八十岁了,这样算有五十七年了,这五十七年说起来也是弹指一挥间。当时我的导师是王德基先生,是系主任。1956年上研究生。当时研究生很少,正式研究生叫做副博士研究生,以后再没有这个名字了,当时是学苏联,苏联的研究生叫做副博士研究生。我们前面一届还有研究生,正式研究生应该就是从我们那一级开始的。有几个系开始有研究生,最多的是化学系、物理系、生物系,每个系有一两个研究生,我们地理系只有一个,所以研究生一年级二年级加起来也就二十人左右,现在这些人基本上都去世了,一年级的研究生还有个女生,叫沈颖兰,是化学系的,她还健在,有时候还见面,现在还在兰大住,她的丈夫叫孟益民。

  当时研究生之间关系还比较融洽,因为当时研究生的人少,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,那个时候(1956年)叫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,大家很愉快。到1957年我们研究生还自己出钱宴请自己的导师,把所有的导师都请来,到邓家花园去搞座谈,邓宝珊(当时的副省长,民主人士)听说研究生在邓家花园搞座谈会,所以他也来了,这样大家还有机会跟他谈话。我们还请来了陈时伟,当时的校长,左宗杞的丈夫。当时我们互相对答,很和谐、很愉快。当时陈时伟说(我记得很清楚):“我们现在四十几岁,你们也就二十几岁,我们互相之间不应该是师生关系,应该还是你们的大哥哥、大姐姐。”他能够放下身段,很和蔼,我觉得还不错。

  我到兰大的时候,一开始还在萃英门,那个时候条件很差,但是人际关系比较融洽。还有个人际关系融洽时期就是江隆基到兰大之后,也是困难时期,全国都吃不饱饭,当时提倡要休养生息,当然政治运动也就比较少了。那个时候(1962-1964)兰大的读书风气还好,江隆基特别强调稳定的教学环境、和谐的人际关系、高水平的教学质量,他大概就提出了这些,我觉得这是很对的,比如和谐的人际关系,但是这反而成了后来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他的“罪状”。

  江隆基任校长时期很困难,“大跃进”,“三面红旗”,搞得一塌糊涂,但是江隆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把兰大建设起来的。教务长崔乃夫对江校长非常崇拜。我记得他讲过一句话,他说江校长讲了一句话,他就用了半年。崔教务长推行江隆基的政策。他有句话是“政策必须有重点,我做这个事情,必须有人吃肉,有人啃骨头,有人可能连骨头都啃不着。”我们地理系恐怕骨头也啃不着。当时兰大科研上有五大家,刘有成、徐躬耦、杨正(他是苏联专家带出来的)、郑国锠先生、吕忠恕先生,这五大家,他们要买设备什么的,都开绿灯。他的政策还是有重心的,如果没有重心,都撒胡椒面了也不行。要培养出类拔萃的人才,要优中选优。

十年动乱,学业中断、科研受阻

  反右开始后,我的导师王德基先生就被打成了右派,说他是“陈时伟集团”的骨干分子。我也被牵连进去了,不能继续当研究生了。我就在1958年转成助教了。这样我的研究生经历只有一年半。

 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,我们国家的学术事业遭到了破坏。在所有的反右运动中,我本来是没有问题的,就是记了些日记。我自己觉得日记里头有些话跟当时的党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不相符,所以我老老实实地把这些思想就交心了,没想到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成了“罪状”。给我扣了“大帽子”:“漏网右派”,“攻击伟大领袖”。我在日记中说我出身不好,地主出身,但是我要向毛主席学习,毛主席他不是也出身不好吗?瞿秋白说,在中国农民运动中间有两个农民王,一个是彭湃,一个是毛泽东,他们都是出身不好,所以我也可以学习他们好好干革命。结果有人说,你怎么知道毛主席是剥削阶级出身呀?你诬蔑毛主席。“文化大革命”“登峰造极”的时候,我被开除团籍,开除出教师队伍,保留了公职,一个月给我发35元生活费,打扫厕所,什么都干。所以我对“四人帮”,对当时的整个形势深恶痛绝。“四人帮”倒行逆施,对国家不利,对个人更加不利,冤假错案层出不穷。

困境中抓住机遇开展科研工作

  1972年,全国形势又好一点。周总理说我们现在还要把科学研究搞起来,往高里提。

  我三十九岁的时候,我们就搞了青藏高原考察。后来人家说我们是逃避政治斗争,这倒是说对了,我们就是要逃避政治斗争。我们在青藏高原考察,完全就是搞业务,奠定了我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后研究的基础,等于说才搞了正事。过去完全就是你整我,我整你,搞运动,之后才上了正轨。到1978年,“四人帮”倒台,我跟施雅风老先生一起访问瑞士、法国、英国,跟外国朋友建立了联系。1980年邀请外国专家,我们学校第一个邀请外国专家的就是我,在我国第一个搞冰川沉积研究班,给学生上课,全国搞冰川的都来听课,这样才进了正式轨道。所以现在看来,有这个青藏考察的基础,然后是与国外的联系,以后才有当院士的资本。所以现在看来,我们兰大也是全国的一部分,个人命运跟国家是密切相关的。

  “四人帮”要是不倒台,我要出国根本不可能,因为我是“漏网右派”,咋能出国呢?1978年我跟施雅风先生一起出国,总共四个人,兰大就我一个人,是华国锋批的,邓小平也签了字,当时对外事活动非常严格。全科学院1978年只有五个代表团,我们就是其中一个。那个时期我国与外界隔绝太久了,再闭关锁国我们的国家真是完了,兰大也是没有出路的,我的经历也是兰大经历的一部分。

  我们有好的时候,坏的时候,但是都是跟整个国家密切相关的。现在你也不能说我李吉均有多么能干,我要不是抓住机会(周总理那个时候抓工作,把科研工作往高里提的时机),在科学院搞科研,再组织青藏高原科考队,我也没有现在的成绩。

  我们就是不如人家东面,所以我们想办法让青年教师去进修。我就是受江隆基的惠1962年到北大去进修了。所以总结起来就是说要有正确的轨道。教书人、读书人,要教书、读书,你不能让教书人不教书,读书人不读书。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,但有学术腐败问题。过去没有办法腐败,不准你写文章,不准你出名。没有文章,没有办法学术腐败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,我就写了一些文章,都发表在《兰州大学学报》什么的,没什么高明的。要说我在比较高的杂志上发表文章,就是1979年才发表了一篇在《中国科学》上,还算是个很有影响的文章,是参加青藏科考得到的成果。所以不搞科研,怎么能有进展?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可腐败,不许你读书,光搞运动,批判你走白专道路,一本书主义,一篇文章主义。我对这些记忆太深了,因为我最好的年华就是在那个时候,也可以说最有精力的时候是在那个时候,就是1972-1973年参加青藏科考才真正开始搞科研。

  我的老师南京大学杨怀仁先生,说我的身体不好。我确实身体不好,他劝我不要到青藏高原去,说你的身体受不了的,但是我说我现在要是不去参加,我再什么时候去呀?等老了再去吗?所以当时还是冒着风险去的,而且到了上面确实曾有生命危险。在西藏冰川上,得了肺水肿,一种高原病,那个是要命的。但是我不知道,坚持了两三天,实在不行了才回到拉萨,所以这个事情也算是挺危险的。再就是1980年的时候,在考察贡嘎山的时候,和秦大河他们,一下子在冰川上摔倒了,那次把肋骨也摔坏了,躺了十几天。所以这样可以看来,我的老师说的对,要冒着危险,但是我还是克服了这些困难,才有成果出来。

  王:那一次青藏高原的考察很关键。原想躲避政治运动,结果还出了成果。对后来的研究很有用。

  李:对。我们那次考察出了好多院士,包括我们的队长孙鸿烈,当了科学院副院长。

  王:那次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科学考察。

  李:还有老院士吴征镒,他是很有名的,当时56岁了还去参加了考察。还有张新时、李文华、郑度、陈宜瑜、曹文宣等人,也是科考队里出来的,出了不少院士。可能有十来个人。

  王:就是这一次考察出了十来个院士。

  李:大家都去躲政治风暴。

  王:那这次考察是科学院组织的吗?

  李:对,因为当时全国一盘棋,你的钱也是我的钱,大家就一起参加了考察,现在是不可能的。我也就是靠着科学院,有这个关系才能去参加考察。

  王:考察费用也是科学院出的?

  李:对。我们兰大只出了一点点,胶卷你得出吧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有个兰化来的老干部叫吴主任,那个人很好,他促成了地理系的冰川冻土班,也出了个院士,也是我的研究生之一,是姚檀栋。所以吴主任还是很支持的。就是在不正确的路线下面,有些人是好的。

  王:您提成院士是哪一年?

  李:1991年。“文化大革命”过后,第一批都是老先生,是1980年批的,我们的刘有成先生、郑国锠先生都是那一批,然后又隔了好多年就到了1991年。

  王:1991年和您一起提的,学校里的还有谁?

  李:就我和陈耀祖。

  王:丑纪范是什么时候提的院士?

  李:丑纪范是1993年提的院士,他那个时候已经离开兰大了,到北京气象科学院,“文化大革命”前他就是气象科学院的,然后下放到江西的什么地方,我们把他争取到兰大了,在兰大搞了十多年吧。秦大河、姚檀栋都参加了青藏高原后期科考,他们是青藏高原科考的后起之秀。

  王:谢谢李先生。

【人物简介】

  李吉均,男,汉族,四川彭州人,1933年10月生,地理地貌学家,教授,博士生导师,中国科学院院士,中共党员。

  195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,1956-1958年在兰州大学读研究生后留校工作至今,1962-1963年在北京大学地理系进修,1984-1985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访问工作。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(院士)。

  曾任兰州大学地理系主任、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、兰州大学中国第四纪冰川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理学科评议组组长、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理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、国际第四纪联合会亚洲冰川组主任等。

  长期从事冰川学、地貌学与第四纪环境的研究与教学工作。代表性成果:1.首次在国内外提出了青藏高原的隆升阶段、幅度和形式问题,系统全面的提出高原在晚新生代经历两次夷平、三次隆升的观点。2.对西藏现代和第四纪冰川进行了系统研究,特别对季风海洋性冰川有新见解。首次指出庐山存在大量湿热地貌遗迹和部分寒冻与泥石流地貌系统,替代冰川成因解释,大体澄清了困惑中国地学界半个世纪的古冰川之争。 3.研究兰州地区黄土地层,并把黄土与青藏高原隆起联系起来。指出兰州黄土比洛川黄土年轻许多,沉积速率是洛川黄土的4-5倍。首次将临夏北塬黄土记录与南极冰芯氧同位素曲线进行对比,重建了与冰芯记录相比拟的15万年来的环境变迁。提出了“季风三角”的概念,阐明了第四纪时期中国北方存在着两种环境变迁的模式,即季风区模式与西风区模式,对我国北方第四纪环境变迁的研究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。

  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;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、二等奖;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、二等奖;第一届冰川冻土野外工作奖,第一届竺可桢野外工作奖;第一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;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;国家自然科学、科技进步二等奖多项;全国劳动模范等一系列学术奖项和荣誉称号。主编出版了《西藏冰川》、《横断山冰川》和《青藏高原隆升与亚洲环境演变》等多部专著,发表学术论文两百多篇。

  写给兰大:人才第一,培养顶尖人才、世界级人才。 李吉均  二〇一三.十一.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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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法伊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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